傻瓜伯乐

一次庄严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听讲的人一个个都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黑板上的一大串公式。戴文赛教授也伏在课桌上，用心地记着笔

记。

报告人的名字叫陆埮。他在向“南片”的天文物理工作者介绍国内外对基本粒子研究的新动向，他是南京电讯仪器厂的一个技术人员，业余研究基本粒子理论，发表过一系列的论文。戴文赛便是读到了他的论文和他交朋友的。是他，把他推荐给了科学界，邀请他来参加“南片”的学术活动的。后来，南大又聘请他到天文系任教。

陆埮回忆戴文赛教授时，讲了一个科学史上的轶闻。

丹麦有位物理学家，名叫玻尔，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气很大，曾被人称为原子物理学的鼻祖。以玻尔为首的一个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大多是由有成就的青年科学家参加的。玻尔曾应邀去苏联讲学。苏联人问他：“他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他回答道：“因为我不怕在年青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不料当时担任翻译的李夫希兹把这句话翻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变成了：“我不怕青年人是傻瓜，”于是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事情过后，苏联的卡皮察院士感慨万分地说了一句话：“李夫希兹一语之差的翻译，恰恰点出了玻尔学派和苏联的兰道学派的不同特征。

陆埮说，戴文赛教授对待晚辈后生的关心和爱护，使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玻尔的那种风格。

戴文赛的家里是他的学生和天文爱好者经常出入之所。青年人写出了论文来请他看，他是最高兴不过的：“好！好！出成果了！”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把文稿摊到桌子上，细心地抚摸着，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自己写了东西，也常常送给学生看，和学生一同讨论。如果他的学生帮他做了工作，替他验算过数据，他就要在文章发表的时候，把学生名字一块儿具上。他在笔记本上，还记着天文系历届毕业生全部名单和通讯地址。别人问他，这有什么用。他说：“为了随时给他们帮助。”他一向主张，作为一个教师，不仅学生在校读书的时候应该关心，学生踏上了工作岗位以后仍应该对他们负责。“文化大革命”中，天文系不少毕业生被胡乱分配到工厂和农村，被迫改了行。他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一直保持着通讯，并且经常把学术报告等资料寄给他们看。这些同志后来能够归队，调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他也出了很多的力。有一个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在气象站工作，还顶着压力继续搞科研，写出了两本书。戴文赛一直非常关心他。自己生病以后，听说这个学生想考研究生，又担心家庭经济有困难，正在犹豫不决，他在病床上就念叨：“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他啊！”对于青年人，他真像一位慈爱的奶妈爱护自己哺育大的孩子一样。

来到戴文赛家里作客的，还有许多素昧平生的天文爱好者。因为他是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科普作家。他一生写了 80 万字的科普著作，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大量来信，有的人慕名前来拜访。他除了热心解答他们的问题外，还招待吃饭，甚至资助路费，这些天文爱好者提出的问题也促使他在建立自己学说的时候把问题考虑得更周密，论证得更充实。他和不少天文爱好者交了朋友，并在他们中间发掘人才。有不少同志便是在他的热情关怀下走上天文工作岗位的。有人说，戴文赛是一位有心人，是个伯乐，这话决不是浮泛的溢美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