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年代

60 年代，是天文科学取得飞跃发展的时期，由于观测手段的进步，国外

天文学家获得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其中类星体、脉冲星、微波背景辐射和星际有机分子被称为 20 世纪 60 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在这个时期，我们却发现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红色的海洋淹没了。于是心绪浩渺驰骋于无垠宇宙的教授也被命令去探索自己的“罪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试图用他的科学头脑对这一切现象作出解答。他熟读自然辩证法，他精通科学推理学问，他智慧高超。他能猜透天上的玄妙奥秘，然而他终于陷入了目瞪口呆的困境，可悲的是他相信了一切美丽动人的辞藻，不懂得世界上会有伪装真理的谎言。他的诚实给他招来了更多的麻烦。

“戴文赛，你老实交代！你和帝国主义有哪些勾搭？”一伙至高无上的“法官”开始对他进行“审讯”了。

戴文赛想起了他在解放初期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他应该“襟怀坦白，无事不可对党言”。他详详细细地说出了他和国外人士的交往。他在燕京大学时出席过司徒雷登的宴会，他和某一外籍教授的私人交往比较密切 如此等等。他又一次“把鸡毛蒜皮都写上了”。他还真以为在“经风雨见世面”哩！他踏进了“牛棚”，接着又被送到大桥工地上去劳动了。他仍然相信这对他是一种“锻炼”。他推起了小车子跑得飞快。白天推小车，晚上挨批斗，他的脚踝骨在泥泞的路上跌折了。

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家里的墙上也贴着斗大字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还有什么地方讲得不够清楚呢？他探索了又探索。骨折还没有痊愈，他又被迫柱着拐杖下放到溧阳的农村去了。他和其他一些“牛鬼”被安排在一间农舍里，在潮湿的烂泥地上滚地铺。离开了家，离开了妻子，这下可真的需要锻炼了。圣梅也来溧阳了，可是住在十里以外的村子里，照料不到。他衣服脏了，只好自力更生。可是这里用的水，是同志们从几里路以外挑来的，他舍不得用。他把衣服浸湿了，擦上肥皂——这一点他是懂的，然后咬牙打一盆别人挑来的水，把衣服在盆子里漂上一漂，就晾到绳子上去了，旁边的同志告诉他：“戴先生，你这样洗衣服是洗不干净的！”他指指水桶说：“我的脚不好，我又不能去挑，怎好多浪费水呢？”同志们说：“这不叫浪费，你尽管用好了。”他摇摇头：“不了，不了，这样很好的。”

他在溧阳，既不能下田劳动，又不能看书写字，只好每天每天坐在地铺上发呆，他心里还在探索一个问题，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探索的结果，他仍然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对魔术师的戏法一样的不理解。

1972 年，戴文赛又重新工作了。这一年，他正好年满花甲。学校是一个烂摊子，他的圣梅得了一身的病，他的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他还能有多少时间呢？”

一想起这些，真恨不得把身上每一个细胞的能量都调动起来。他从事天体演化的研究已经 20 年了。这是一项重大的基本理论研究。1956 年制订全国科学规划时，是他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编写天体演化资料的任务。不完成这项工作，他是死难瞑目的。如今，他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许多难关需要攻克。所以他在恢复工作以后，就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日夜不停地飞转。他常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把自己搞得神思恍惚。

一天早晨，他到盥洗室里去刷牙洗脸，忽然大声喧嚷起来：“圣梅！圣梅！我的毛巾到哪里去了？”“嘿！真新鲜，你的毛巾不是好好地挂在架子上的吗？”“没有啊！你来帮我找一找吧！”圣梅进去一看，简直哭笑不得，

“我的天哪！你怎么把毛巾扔到马桶里去了？”

他回到天文系，看了看久违了的国外资料，看到人家这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心里更加焦急了。他决定要把周围的人推动起来抓业务，再充当一次“雨点的凝聚中心”。他首先倡议南京的一些科学工作者举行跨单位的小型活动，接着又在 1975 年发起了“南京地区天体物理讨论班”。这就是天文学界所谓“南片”活动。（后来扩大到安徽、上海、云南等地。）

在“四人帮”还没有被粉碎的时候，发起组织这样的活动，是得冒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但戴文赛却想得很天真。他说：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集会讨论学术问题——而且是远离地球亿万公里之外的问题，怎么会有什么风险呢？

不料，在远离地球亿万公里之外的宇宙中也包涵着敏感的政治问题，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根据科学家对星系物理的研究，发现宇宙中的河外星系正以极大的速度，互相跑散开去，有的星系跑散开去的速度甚至达到光速的一半。天文学家中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大爆炸”或“宇宙膨胀”。但在“四人帮”时期，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下，有些人简单地从哲学上的“唯心”“唯物”的概念出发，笼而统之地把“大爆炸”或“宇宙膨胀论”斥为唯心主义，斥为“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把宇宙学列为不准研究的禁区了。1976 年 8 月间，“南片”在合肥举行学术讨论会。戴文赛打算就这个问题作学术报告。他倾向支持总星系膨胀的学说，反对笼统地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简单化做法。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总是不能靠政治术语来解决的。可哪里知道，会议刚开始，气氛就变得非常紧张。他的报告还没有做，会上就沸沸扬扬地传说，有人要对他进行批判了。他的几个学生担心他“政治上不够敏感”，连夜去向他通风报信，劝他别把观点都亮出去。

戴文赛在这些问题上的确不如他的学生们敏感。他也不是没有感觉到会场上“大批判”的气氛。（那时候的学术会议照例也是以“大批判开路”的。）但他仍然无动于衷。他挺心安理得地说：“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嘛！我有什么观点，应该充分阐明，坚持真理。”他大胆在会上亮出了他的观点。他是一个科学家，人家都感到他有点书呆子气。可这回他能顶住压力，倒也幸亏他身上的这几分书呆子气。

“南片”的学术活动是富有成果的。它使天文学界在动乱过后迅速跟上了国际的步伐，在天文学界培植了浓厚的学术气氛。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经在开花结果。我们国内过去在星系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全国却有了几十位天体物理、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在开展研究了，并已经在星系结构、高能物理、天体演化等领域内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再拿南大天文系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年都难得拿出一篇论文，可是在 1979 年一年他们发表的论文就多至 30 余篇。这是一个何等可喜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