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割故乡情

南京大学天文系的办公楼坐落在一个绿树环绕，环境幽雅的院子里。建筑物的两旁和中间隆起了三个高高的圆屋顶，那是学校的三座天文观察台。人们看到这几座天文台的时候，都不禁要怀着敬意，想起我国天文学界的一代学者，著名的戴文赛教授。1979 年 4 月 30 日，这位勤奋热诚的科学家不幸去世了。他的学生是最理解他的。他生前为我国的天文事业熬尽了心血，死后，这探索茫茫宇宙的高台也正是他最适宜的归宿。

戴文赛教授是我国天文事业的拓荒者。他长期从事天体物理的研究工作，在恒星光谱，恒星天文，星系结构和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晚年，他分析和评价了国外 40 多种太阳系起源的学说，利用了最新的观测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新学说——新星云说。他的学说比较全面、系统、有内在联系地论述了太阳系主要特征的由来及各类天体的起源。关于提丢斯—波德定则的说明，对木星、土星、天王星的卫星、环带的形成以及角动量分布等问题他都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解释，因而获得了我国首届科学大会的奖励。他从 1954 年起到南大天文系任教，接着主持全系工作，他亲自动手编写教材，逐步形成了我国自己的天文学教材体系。数十年来，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培养新一代的天文工作者鞠躬尽瘁。

四十载春风化雨英才遍海内百世令名君不朽百万言呕心沥血宇宙探化育七旬扼算我凄然

我国天文界老前辈李珩同志的这副挽联为戴文赛的一生作了概括的写

照。

戴文赛同志是福建省漳州人，生于 1911 年 12 月 19 日。他的父亲是个基督教的牧师，也当过小学教员。戴文赛自幼聪慧勤奋，功课成绩优异，17 岁时即考取北京协和大学的数理系。由于家境清寒，他一面在大学图书馆当职员，一面读书。毕业以后，又留校当助教。1937 年，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天文。他的导师是英国著名的学者爱丁顿教授。戴文赛第一次去见这位声名显赫的学者不免感到拘束。他穿上了燕尾服，执礼甚殷，他发现那位教授平易近人，并不是古板的英国绅士。屋子里乱七八糟地到处堆满了书。教授显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东方的青年人。谈了一会儿，他笑嘻嘻地指着戴文赛的燕尾服说：“你下次到我这儿来，就不一定穿这个了。”接着他征求了戴文赛对研究工作的意见。文赛表示希望先做点观测工作，他立刻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搞观测并不是我的专长，我另外替你找一位导师给你指导吧！”文赛固然知道爱丁顿是研究基础理论的，但却万万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位有地位的大学者居然会在自己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学识的不足。这件小事给了文赛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在自己的研究、教育工作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这决不是偶然的。

年轻的戴文赛很快在研究中心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他获得了剑桥大学 1937 年的天文学奖金。他的博士论文的课题是《特殊恒星光谱的光度分析研究》。这项研究在当时尚属开创性的工作。后来到了 60 年代才有了很大发展，

人们还在论文中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戴文赛在 1940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爱丁顿教授曾热情挽留他在剑桥继续工作。但是他婉言谢绝了。他渴望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他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故乡的明月比哪儿都可爱啊！他明知道，在烽火千里的土地上，他将不可能找到像剑桥这样的工作条件，但他是个中国人，他毅然决然回来了。他来到了当时从南京内迁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所在地昆明。名义上，他担任了研究员的职务，事实上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工作。他的遭遇比他归国前预计的还要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只好转到了教育工作的岗位上去。他来到了故都北平，在燕京大学教起来数学来。他走的正是一条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盼望自己的祖国进步富强，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想抱负全都化成了泡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的才学才获得了施展的天地。